从机场到马里奥特酒店的车程中，我第一次安静的观察吉达这座城市。
吉达的郊区，很有中国大西北的风味：广阔，平坦，植被稀疏，视野里，没有什么高层建筑，即使是远远的望到市区里，最高的大约也不过十层，而且为数极少。更多可见者，是不超过二层的房屋，土黄色的外壁，使他们与环境完美的和谐一提，仿佛便是这土地里自然生长出的一般。
公路上的行道树，很像棕榈，可能便是传说中的椰枣树吧。椰枣号称是“脚在水里，身在火里”的植物，是阿拉伯地区的代表性植物，甚至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徽上也有它的形象。或许是因为日照充足的缘故，这种枣子非常甜，在中国，一般称为“伊拉克蜜枣”。椰枣，是各国穆斯林都非常喜欢的零食。我记得在新加坡的开斋的时候，每桌都会摆上一大盘椰枣，让大家尽情取用。庆伯伯曾告诉我，《圣训》里讲过，用枣子开斋，是很好的行为。
椰枣在沙特更是受欢迎，也也反映出了阿拉伯人一种口味的特色——喜甜。从飞机上开始，几乎在任何场合，我都发现阿拉伯人总是习惯往红茶里加大量的糖，如果不是我父亲在家里也有同样的习惯，也许我看到之后会大惊小怪一番吧——中国人讲究喝茶，但碧螺春也好，冻顶也好，祁门红也好，普洱也好，什么时候也不会放糖啊。
不多时，我们便进了吉达的市区。吉达并不大，马路也不算宽阔，甚至可以说修得并不精致，而如果仔细观察，却可发现，跑在马路上的汽车档次不低，好车、名车俯拾皆是。很快，我便找到了这种反差的根源——马路两旁，到处都是车行，奥迪、奔驰、保时捷甚至法拉利都开了很大的专卖店，至于本田、丰田等日本车就更不在话下了。我不知道吉达的人口有多少，但从直觉来看，人均有车的数量应该不低。也许，客观说来，吉达的道路并不能承载这么多的汽车，但仅仅是因为阿拉伯人对汽车的偏爱，这个丰厚的市场便形成了——这里真是全世界汽车企业眼中的宝地。
大约下午1时，抵达马里奥特酒店，在顺利完成签到、记者证注册等一系列手续之后，我遇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穆斯林记者，略略回忆一下，仅仅直接接触、交谈过的，便有分别来自俄罗斯、波斯尼亚、克什米尔、巴基斯坦、塞内加尔、孟加拉、科威特、乌干达的同行。记住大家的名字实在是很困难，因为虽然沟通是用英语完成，但每个人的口音各不相同，而且大家都是用英语来说自己的教名，再要翻译成汉语，就更困难了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一个色俩目，就能打破所有的陌生感——大家都是穆斯林，都是朝圣者。我非常愿意介绍一下我对他们的印象：
乌干达的朋友叫做Shanban，是一名电台的记者。他热衷于语言游戏，喜欢让所有人用各自的母语按音译写出他的名字，也许他的名字音译过来用“沙班”比较合适，不过似乎又少了一些中国风味，于是，我写成了“夏伯安”，如果有一天他来中国，我想这个中文名字应该还是不错的。
巴基斯坦的朋友最为严肃，在所有的记者中，他是唯一个永远不苟言笑的人，话语不多。而在知道我来自中国之后他告诉我，在巴基斯坦，很多人对中国抱有好感，认为中国是认真的帮助巴基斯坦的朋友。
科威特的穆罕默德很幽默，他说，在他眼中，中国的印象就是三件事情：第一，长城；第二，绿茶；第三，奥运会。他对体育有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足球。不过，这个话题一旦扯到中国国家队上，我只能诚实的告诉他：中国有很多球迷，包括我，但我们认为足球和中国足球是两种运动……
俄罗斯电视台此次派出了三名记者，而斯坦是其中最健谈的一个。他个头中上，很消瘦，眼睛很大，带着毋庸置疑的忧郁。那种忧郁，让我在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便想起了《第四十三》里面的那个军官，那个厌恶战争的诗人，那个被红军美女战士爱上的“蓝眼睛的小傻瓜”。
斯坦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尤其是对成吉思汗异常崇敬。后来我知道，原来他并不是俄罗斯族，而是鞑靼族。俄罗斯的鞑靼与我们说的蒙古族鞑靼有一定的分别，据他介绍，是突厥的一支，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。他便是受家庭影响，成为了穆斯林。斯坦是电视台的记者，大学学的专业是地理学，不过他说他对生物学最感兴趣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解决生计问题之后，选择一个跟生物、环境保护相关联的工作。他认真的说：我想，理想的工作应该是为自己的灵魂和愿望而做的。
大约晚6：00，记者团分两路出发，一部分去麦地那为贵圣人游坟——他们多是先期到达，已经完成了副朝。而我们一组，则去麦加准备完成副朝。不过，好事多磨，我们最终没有抵达麦加，而是半路折回了。原因是由于朝觐的人数太多，沙特政府严格限制了进入麦加的程序，而我们的司机先生偏巧忘记带那张要命的车证……